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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.K.S.於1963年在內地出生，在內地接受中一教育，由內地來到香港後，任職製衣工人及酒樓侍應。
Ｘ於1985年12月在內地出生。
1992年移居香港，與父親L.K.S.、母親Ｙ、胞弟Ｚ（1995年出生）同住，Ｘ與Ｚ同房，分別睡在碌架牀上下格。

1998年10月1日至11月30日某一日，L.K.S.用手指插弄X的陰道後，把她抱入自己睡房。
L.K.S.要與Ｘ性交，Ｘ拒絕，持刀警告勿走近她，但不成功。

L.K.S.用力制服Ｘ，恐嚇說如反抗，就會襲擊或虐待Ｚ，Ｘ為保護胞弟就範。

L.K.S.把身體壓在Ｘ身上，將陽具放入Ｘ陰道內。
Ｘ不斷哭泣，但無力反抗，過程歷時約十五至二十分鐘，Ｘ見有血從陰道流出。

2000年某一晚，Ｚ目睹Ｘ試圖推開L.K.S.，但被制服帶入睡房，之後的十五至二十分鐘，聽到牀震動的聲音。

Z看見L.K.S.及X赤裸在牀上，Ｘ走入浴室後，L.K.S.偷窺Ｘ出浴。
Ｘ走回自己房間哭泣，Ｚ因年幼，不理解事件。

2000年12月，L.K.S.問Ｘ經期是否正常，Ｘ說遲了三周沒來，L.K.S.買驗孕棒給Ｘ，驗孕棒顯示有身孕。

L.K.S.告訴Ｙ，Ｘ有身孕後，會買中藥給Ｘ服用，促使流產。

翌日，L.K.S.拿一碗中藥給X喝，沒有告訴Ｘ為何要她喝中藥。
Ｘ沒有問，看見檯上有張藥方，上面寫有一些藥名，但沒有寫明藥效，明白喝中藥是為了墮胎。

Ｘ早上服下一劑後，下午開始感到腹部劇痛，痛楚由子宮收縮引致，排出大量血液和血塊，Ｘ明白是中藥引起的作用，沒有去看醫生。
Ｘ排血約三天後逐漸康復，經期回復正常。

Ｙ知道Ｘ服中藥墮胎，因不知如何面對女兒而不敢過問。

2001年3月期間，Ｘ流產後休養，L.K.S.沒有再強姦她。

2003年6月某天，L.K.S.再次強姦Ｘ。

L.K.S.不斷向Ｘ發信號想與她性交，Ｘ學會在母親不在家時避免回家，覺得不對勁時避開L.K.S.，避過遭強姦風險。

2009年7月16日，L.K.S.因三項與應課稅品有關罪名，判入獄九個月。

2015年8月4日，L.K.S.在Ｘ睡房中，與Ｘ談及Ｘ的男朋友，L.K.S.摩擦Ｘ的手臂說：「喺妳結婚前，我仲想要。」
Ｘ推開L.K.S.，數小時後，Ｘ以文字訊息約教會輔導員面談，披露事件。
2015年8月8日，風雨蘭介入後，報警處理。

2015年8月9日，警方拘捕L.K.S.，第一次錄影會面中，聲稱沒有強逼X，X沒有說「不」。

L.K.S.說，墮胎的中藥是一間藥材店的中醫師執配。

2015年8月4日，L.K.S.問Ｘ是否願意為三十萬元與他性交，Ｘ說不會。

第二次錄影會面中，L.K.S.說當時已有數月沒與X性交，與Ｘ性交時，Ｚ在房中，他偷窺Ｘ沐浴。

2015年8月11日，L.K.S.解往九龍城法院提訊，控以三項強姦罪名。

控方在庭上指出，Ｘ首次被侵犯時年僅十二歲，Ｘ在第二次被侵犯後因姦成孕，被告提供中藥讓Ｘ喝下，令Ｘ流產。

控方考慮到案件性質，向裁判官申請，要求法庭頒令，禁止傳媒報道案件時，披露被告和Ｘ身份、姓名、地址等資料。
裁判官下令，不可披露被告與Ｘ身份，亦不可報導任何會導致兩人身份被透露的相關資料。

控方申請將案押後，就控罪和審訊地點索取法律意見。

辯方以三萬元申請保釋，聲稱被告是受警方武力威嚇下才招認，承諾不會騷擾證人和不離開香港，可以每天到警署報到。

控方指出，鑑於證供強烈，被告涉長時間犯案，為免他再犯同類罪行與騷擾控方證人，反對在案件押後期間擔保。

裁判官考慮本案案情嚴重，被告與Ｘ的關係，否決被告保釋申請。

案件押後至9月22日再訊，以待控方索取法律意見，被告繼續收押看管。

2016年6月8日，L.K.S.解上高等法院受審，被控兩項猥褻侵犯罪、三項強姦罪、一項施用毒藥或其他有害物品意圖促致流產罪。

L.K.S.承認第三項、第六項、第五項控罪。

第三項控罪指被告人於1998年10月1日至1998年11月30日期間（包括首尾兩日）某日，在香港首次強姦Ｘ。

第六項控罪指被告人於2003年6月某日，在香港最後一次強姦Ｘ。

第五項控罪指被告人於2000年12月某日，在香港非法導致Ｘ服用毒藥或其他有害物品，意圖促使Ｘ流產。

其餘的三項控罪在法庭批准下，留在法庭檔案中，未得本法庭或上訴庭許可，不得再啟動檢控程序。

法官將案押後至下月14日判刑，期間索取被告心理與精神報告，Ｘ的心理創傷報告。

7月14日，L.K.S.向法官求情時指出，事發時有用安全套及認罪，免卻女兒出庭憶述不快往事。
就有否使用安全套一事，法官要求控方查證。

控方指出，警方向Ｘ調查過，她說不知被告有否用套，控方並無理據質疑被告說法。

法官留意到被告在報告中，否認曾恐嚇說，要打兒子來要挾Ｘ性交，說Ｘ未曾抗拒過他，與被告承認的控方案情不符。

辯方律師澄清，被告完全承認控方所指出的案情。
法官將案押後至7月27日判刑。

7月27日，代表L.K.S.的大律師指出，被告人坦白承認控罪，令受害人不需到庭作證，再次回憶挫傷經歷。
根據有關案例，被告人可得到刑期寬減。

高等法院法官邱智立判刑時指出，這是令人髮指的倫常事件，親生父親不止一次強姦親生女兒，並且因強姦行為令她懷孕。有些強姦行為，在年幼兒子目睹下進行。

被告人罔顧他的行為，對親生女兒及親生兒子，產生嚴重不良後果的可能性。
發現女兒懷孕時，使用中藥促使女兒流產，罔顧女兒身體健康，完全沒有考慮這做法，有可能對女兒生命造成危險。

被告人的獸性行為令女兒懷孕，但沒有從中獲得教訓，繼續強姦女兒。
女兒長大成人後，仍覬覦女兒的身體，為滿足一己私慾，再次提出性交。
一個親生父親竟然如此對親生女兒，獸性行為實在令人難以置信。

法官對受害人的悲哀和不愉快經歷，感到非常痛心。
受害人是被告人親生女兒，本應受到被告人及家庭疼愛，但相反地，受到被告人蹂躪。

受害人母親知道這事件後，沒有做任何事保護女兒，間接縱容丈夫繼續獸性行為。
最初案發時，Ｘ只有十二歲，內心痛苦無助顯而易見。

毫無疑問，痛苦經歷已在受害人腦海中留下深深烙印，對她的一生一定會有不良影響，心理學家認為她需要接受心理輔導。

受害人現在雖然已得到風雨蘭妥善照顧，但這經歷對她一生的不良影響實在難以估計。

被告人在Ｚ面前強姦Ｘ，毫無疑問會對Ｚ的心理及成長造成負面影響。
被告人嚴重違反作為父親責任，嚴重地辜負女兒對他的信任。

案例中指出，使用避孕套是求情因素，避孕套會令到受害人大大減輕懷孕及受到傳染病感染機會。

控方沒有基礎作出爭拗，被告人在強姦行為中沒有使用避孕套。
在公平及公正大前提下，以被告人有使用避孕套作為判刑基礎。就算被告人確實有使用避孕套，但他最終仍使女兒懷孕。

本案中，受害人因姦成孕，令到使用避孕套目的大打折扣，量刑時，必須考慮這情況。

心理學家報告中指出，被告人試圖將責任推在Ｘ身上，說事發時，Ｘ沒有拒絕，他沒有恐嚇要傷害Ｚ等。

辯方大律師指出，被告人會全盤接納案情撮要內容，不會堅持心理學家報告說法。

心理學家報告很大程度反映，被告人沒有真正悔意，尋求各種方法，推卸責任。
Ｘ的懷孕雖然並非由被告人所承認的兩項強姦罪造成，但毫無疑問，被告人強姦Ｘ的行為是連貫性的，亦因為這樣而令Ｘ懷孕。

法庭提取Ｘ因本案造成的心理創傷報告。
報告顯示，Ｘ因這事件出現被侵害感覺及出現逃避行為，認為自己污穢、低人一等，自我價值觀低，與男性交往出現困難。

Ｘ長大後，這些症狀已減退，對母親未能保護她感到失望。
事件披露後，Ｘ於風雨蘭接受輔導，參與支援小組活動。

撰寫報告的臨牀心理學家，向Ｘ提出心理輔導建議，Ｘ選擇繼續接受風雨蘭服務。

被告人的心理及精神科醫生報告指出，被告人是個以自我為中心、淺薄及不負責任的人，只顧滿足自我需求，不理他人、甚至至親的人感受。
被告人試圖淡化自己過錯，將責任推給受害人。
心理學家指被告人沒有心理障礙，基於他歪曲的信念，對受害人漠不關心，認為需要接受心理輔導。

精神科醫生指被告人精神上沒有問題，沒有提出需接受治療的建議。

考慮所有情況，包括辯方大律師提交的案例及被告人的求情因素，即他強姦時使用安全套及坦白承認控罪，令受害人不用到庭作證，重新經歷痛苦經驗，就第三項控罪，採納十二年監禁作為量刑基準，給予認罪刑期寬減後，判處入獄八年。

第五項控罪，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，考慮本案情況，採納五年監禁作為量刑基準，給予認罪刑期寬減後，判處入獄三年四個月。

第六項控罪，雖然案發時，Ｘ年紀已稍長，但仍然處於極度無助境地，這次強姦在Ｘ懷孕及人工流產後發生。
由此可見，Ｘ人工流產後，被告人仍不知悔改，繼續強姦Ｘ，令案情更為嚴重。
考慮所有情況，包括被告人求情因素後，採納十五年監禁作為量刑基準，給予認罪刑期寬減後，判處入獄十年。

考慮所有情況後，在本案中，十二年監禁總刑期，足以反映被告人所應負刑責。
考慮這因素及總量刑原則後，第三及第五項控罪刑期同期執行，當中兩年與第六項控罪刑期分期執行，共入獄十二年。

L.K.S.不服判刑，由張民輝大律師代表，就判刑提出上訴許可申請。

三個上訴理由包括：

(一) 原審法官明顯未給予申請人在此案中足夠減刑幅度，特別是申請人認罪免卻Ｘ上庭指證她的親父。

(二) 原審法官處理第六項控罪時，明顯判罰過重。申請人在干犯是項控罪時，有用避孕套，雖則是重犯同一類罪行，縱使嚴重亦不致於要在這項控罪上用十五年監禁為量刑基準。

(三) 在處理總體量刑時，原審法官沒有給予充份扣減，反映在整體案情中申請人所應背負的刑責。

2017年3月28日，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副庭長楊振權，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潘兆初，聆訊上訴申請。

4月6日，上訴法庭法官潘兆初頒發上訴庭判案理由書。

上訴法庭指出，法庭為性侵犯兒童罪行量刑時，在事實方面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：
(一) 被告人與受害人年紀差異。
(二) 被告人與受害人關係。被告人是否利用自己地位干犯罪行及案件是否存在破壞信任成份。

(三) 被告人有否利用恐嚇、利誘手段令受害人就範。
(四) 犯罪次數及時間。
(五) 被告人有否使用不適當及不必要暴力，令受害人受傷、不適。

(六) 被告人性侵犯受害人時，有否採用安全措施，防止傳染性病給受害人或令受害人受孕。
(七) 受害人是否因被性侵犯，受到肉體或精神創傷。

(八) 有關罪行有否影響受害人家庭。
(九) 被告人有否同時涉及其他不當行為，例如邀請其他人士觀看罪行或拍攝或錄影。
(十) 被告人是否精神不正常及患有戀童癖及重犯機會率。

本案案情極其嚴重，有多個加重申請人罪責因素：
(一) Ｘ是申請人親生女兒。申請人不僅沒盡父親責任愛護Ｘ，反而濫用父親身份和權威重複欺侮Ｘ，為的只是滿足變態性慾。

(二) 申請人第一次犯案是1998年10月至11月某天，Ｘ只有十二歲。申請人最後一次犯案是2001年6月某天，Ｘ當時十五歲。申請人性侵Ｘ時，Ｘ是未成年兒童，不能保護自己。

(三) 雖然申請人只承認兩項強姦罪，但從第五項控罪發生時間，可以得出合理及唯一推論，就是他在2000年某天曾強姦Ｘ，令她懷孕。張大律師對此推論沒有異議。換句話說，申請人最少三次強姦Ｘ，其中一次令Ｘ懷孕。

(四) 被告人在強姦時有用避孕套，可用作求情理由。本案中，申請人強姦Ｘ令她懷孕，即使法庭判刑時接納有用避孕套，這點對他的求情沒有甚麼幫助。

(五) 申請人用力制服Ｘ強姦，以威嚇手段逼Ｘ就範，Ｘ若不與他性交，便會襲擊或虐待Ｚ，Ｘ逼於無奈，為保護弟弟被強姦。

(六)Ｚ目睹申請人記載於在承認事實第十三段的行為，申請人承認在Ｚ面前與Ｘ性交。Ｚ當時雖然還年幼，對發生的事不理解，但所發生的事在他心中必然留下深刻印象，以致他在十多年後，仍然記得當年申請人種種不堪行為，對Ｚ的成長有很不好影響。

(七) Ｘ母親知道申請人強姦Ｘ，但不知如何面對女兒，所以甚麼都不敢問。Ｘ對母親未有保護她甚感失望。母女兩人關係因而受影響。

(八) 申請人的心理及精神狀態的心理及精神病學報告，本庭在此不贅。明顯的是，申請人對他的暴行沒有絲毫悔意，以不同藉口推卸責任。

(九) Ｘ的心理創傷報告詳細記載受到的創傷，本庭不打算複述，她所受到的傷害毀掉她的童年。隨着年日，Ｘ逐漸忘掉創傷，慢慢走出陰影。申請人在2015年8月對Ｘ提出性交要求，勾起Ｘ的創傷回憶，要繼續接受風雨蘭的服務。申請人這樣做說明他對卑劣行為，一直沒有任何一點悔意，即使Ｘ已長大，有自己的男友，申請人仍視Ｘ為性玩偶，供他洩慾。

基於上述理由，上訴庭拒絕申請人上訴許可申請。

附錄：「風雨蘭」創辦人 法醫馬宣立

馬宣立（Dr. Philip Beh Swan Lip）1958年在馬來西亞出生，父親從商，家有兩弟一妹，一家五口住在父親經營的店舖閣樓，算是中產。

馬宣立自小鍾情「劏老鼠」，以讀醫為目標。

1969年，馬宣立預科畢業，立志讀醫，適逢馬來西亞排華，政府規定大學學額要預留給馬拉人。

馬宣立未能入讀醫學院，「想到英國讀書，但學費和生活費太貴，香港畢業資格受英國認可，何樂而不為？」

馬宣立寄信給香港大學醫學院，獲得錄取。

1981年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，原想選修骨科卻額滿。
1982年得衞生署法醫科首任主管王陽坤推薦，加入衛生署法醫部門。
1988年取得法醫專科資歷。

馬宣立說：「人人都以為法醫只是解剖屍體，其實還要替強姦案受害人做活體取證，那種人與人接觸帶來的震撼，比剖屍巨大得多。」

「法醫部門對性暴力受害人取證並無指引，各師各法，我自告奮勇，與另一同事寫下十三頁建議書，力陳取證更人性化。」

馬宣立上書衞生署高層，要求改善性暴力受害人待遇，結果要黯然離開。

馬宣立說：「年少無知吧，給上司痛罵一頓。沒怪他們，全港得十多名法醫，很多人做一年半載已放棄，上司連請人也有困難，哪有空處理。」

1995年，馬宣立在港大醫學院病理學系任首席臨牀講師，專責研究創傷與死亡成因，長年參與調查因意外、自殺及命案導致的死亡案件。

馬宣立說，做人最重要是「瞓得着」、「對得住良心」，忠告學生，「醫生要有正義感……使命感，助不被看見的人」。

1997年，馬宣立因為一張被侵犯少女稚氣而驚惶的臉，創辦香港首個性暴力危機處理中心「風雨蘭」，推動不以報案為前設的取證及支援機制，減少受害人面對刑事司法程序時二次傷害。

馬宣立說：「那是個十多歲初中女生，在家中被裝修工人強暴。九個月後在法庭上再看到她，只見她濃妝艷抹，談吐粗魯好多，成績亦差了，好心痛。」

「如果有人輔導，如果制度可以人性一些，她不會變成這樣。這令我反思，不出聲的話，是否也是幫兇？」

2000年11月，「風雨蘭」正式成立，成為香港首間一站式性暴力危機支援中心，為遭受性暴力女性受害者提供支援服務。

馬宣立說：「風雨蘭成立前，被性侵犯女性要自行到警署落口供，到法醫處取證，還要到急症室讓醫生檢查，對不同陌生人重複又重複講事發經過。」

「聽過好多警察問個女仔，點解咁夜會在那裏出現？點解不反抗？點解着得咁暴露？」

「試過在房內取證時，有警察在房外對受害人評頭品足，即刻開門叫他們收聲，我們每一句話，對她們都會造成深遠影響。」

「受害人被強暴後，心裏既混亂又無助，不能冷靜思考要否報警。現行制度下，他們沒有選擇，一是報警，一是甚麼也不做。」

「受害人在急症室流着血，醫生會問報不報警，如決定報警，由警方召喚法醫取證，如不報警，洗傷口了事，不會作任何跟進。受害人沒有選擇餘地。」

「不是每個受害人都願意報警，去警局錄口供，去認人，上法庭給人不斷盤問。」

馬宣立倡議「先取證、後報警」，在受害人同意下，先驗身取證及保存科學證據，受害人之後才決定是否要報警。

2001年4月，馬宣立成為風雨蘭管理委員會成員。
8月，在陸志聰醫生全力推動下，風雨蘭與廣華醫院合作，開始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一站式支援服務。

2002年，風雨蘭的危機中心在馬宣立協助及善長捐助下，設置法醫檢查室，包括一部攝氏零下幾十度的冰櫃，用來放置法醫檢驗證據，期望為未來「先取證、後報警」作好準備。

方案被當局駁回，大概說是主控方無法實行。

2005年，馬會資助完結，「風雨蘭」每年經費僅需二百多萬元，政府不肯資助，「風雨蘭」面臨解散。

馬宣立說：「政府覺得有需要，只是不希望由一個小型而獨立的民間組織營運。」

馬宣立為此四出奔走，不惜得罪權貴，最終獲公益金撥款資助，社工私底下都叫他做「風雨蘭之父」。

馬宣立說：「性犯罪猶如炸彈，無人敢碰，一旦遇上官僚系統，就是悲劇中的悲劇。」

「受害者永遠是弱勢一群，悲哀是社會的冷漠及歧視，連受害人都不敢發聲。沒想過改變世界這麼偉大，只希望不會被社會改變。」

2009年，尼泊爾男子林寶被警員擊斃，死因庭裁定合法被殺，家屬認為警方有錯。
香港九成法醫專家都受聘於衞生署，不會跟死因庭對着幹，剩下一成是退休法醫官，不會出手，家屬沒錢聘請外國專家證人。

馬宣立答應出庭及再度驗屍，「我考慮是林寶只得張木櫈，警察有槍，為甚麼他應該被射死？不理他是甚麼種族，單是這一點，就應該幫手。」

林寶家屬的上訴最終被駁回，馬宣立說：「少數和弱勢永遠處於不利位置，不敢說自己每次都啱， 但有人問好過不聞不問。」

2018年5月30日，風雨蘭公布，自2000年至2017年間，共收獲3,501宗個案，包括強姦、非禮及性騷擾等求助。

馬宣立表示，風雨蘭接獲的2,332宗強姦案中，其後有報警的共有1,310宗，當中律政司提出檢控的有255宗，最終僅得156宗強姦案成功入罪。

馬宣立解釋，司法程序令受害者承受龐大心理壓力，遭到二次傷害而放棄繼續舉報。
逾千宗有報警強姦案，有535宗個案調查被終止，當中34%是因受害者放棄繼續程序。
其餘終止調查的強姦案被指「證據不足」。

馬宣立建議，政府應成立危機中心，讓受害人能在安全、安靜環境下接受醫療服務及輔導，提供援助資訊，讓受害人考慮是否選擇報警。

2012年7月底，有「小西灣Ｅ神」之稱的十六歲少年曾德熙，浮屍柴灣避風塘，警方及法醫認為是墮海死亡，案件無可疑。
曾德熙家人聘私人調查公司蒐證，以「民間」方式召開死因庭，馬宣立以法醫身份在死因庭作證。
2019年11月，陪審團裁定死因存疑。

2019年9月，職業訓練局女生陳彥霖浮屍油塘魔鬼山對開海面，警方稱死因無可疑，說法引起爭議。

2020年，陳彥霖死因研訊中，馬宣立以專家證人身份作供。
他指出，解剖報告雖顯示遺體曾浸在水中，但無法證明是否溺斃，不能排除其它死因。
三度慨嘆：「赤裸女屍無解釋，好唔安樂。」
死因庭研訊結果，裁決是死因存疑。

2019年11月4日凌晨，科大男學生周梓樂在將軍澳墮樓死亡。
2021年1月死因研訊，馬宣立認為是意外墮樓。
死因庭研訊結果，裁決是死因存疑。

時值反修例運動期間，有大量陰謀論，馬宣立說：「網民想信甚麼，他們就pack埋一起當是……其實這些疑點不能夠說網民錯，但事實上並沒有可疑。」

2022年6月，死因庭研訊2017年菲傭猝死案，馬宣立以資深法醫和專家證人身份出庭作供。
他的意見認為，死因不明，現有證據難以斷定是否因過勞所致。陪審團最終一致裁定「死於自然」。

2022年7月28日，馬宣立在瑪麗醫院急症室外倒車時，撞到一輛救護車，兩車分別在車頭車尾有損毀。
11月24日，馬宣立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一項「不小心駕駛罪」，裁判官王證瑜判罰款一千元。

2025年4月，馬宣立身體抱恙，仍堅持親赴澳門主持法醫學工作坊。

7月2日晚上，馬宣立因病逝世，享年六十七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