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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登輝1993年4月14日出生，漢族，貴州省甕安縣小河山鄉大頭河村人，有兩名姊姊。
自幼家貧，十四、五歲時父母皆因白血病相繼死亡，大多親戚均已故，剩下他與兩個姊姊相依為命，依靠姊姊打工、政府補助金和鄰居接濟維生。
長姊後來出嫁，二姊私奔，獨留下熊登輝無人看管。

熊登輝就讀大河鎮小學和小河山鄉中學，初中輟學，十八歲時出外打工，為人重孝義，每年均會回來拜祭父母。
2012年10月29日，熊登輝因犯掩飾、隱瞞犯罪所得罪，被貴州省甕安縣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，2012年11月28日釋放。

熊登輝向公安錄取口供。（以第一身講述）

2015年4月初，我和老猶（猶敦魁）、阿國（王譽錕）、張襖江、小波（王立波）、小兵一起從深圳爬山偷渡到香港。

我們在飛鵝山住了二十多天，食物基本上是鄭興旺買的，有時我和張襖江也到山腳搬食物上來。

綁架那名女子後，我們把她放在一個山洞，這個山洞離我們原來住的地方不遠，我們把帳篷給這個女的用，我和王立波在山洞外面守着這個女的，守了三四天。

我們沒有傷害她，一直給她吃的，我們告訴她，只要她配合，是不會傷害她的，當時她也挺配合的。

收到錢後，我背這個女的，到我們回來那個洞邊上一條小路，把這個女的放了，這條小路離馬路只有幾十米遠。

那天晚上，有飛機在山上搜索我們，我們集合後一直在山躲着，住了三四天。
後來，猶敦魁、王譽錕、王立波商量分錢。

早上九時四十五分，東九龍總區重案組探員，將鄭興旺鎖上手銬、腰纏鐵鏈，押到牛池灣村牌坊前下車，探員向鄭興旺了解案情，全程用攝錄機拍攝。

之後到多個地點重組案情，包括牛池灣街市一個洗手間、金池徑露天街市。

一間雜貨店、一家茶餐廳、一間藥房對出、港鐵彩虹站大堂、一間便利店外。

西貢白石窩新村對開清水灣道路邊，甘澍路羅君兒寓所附近，白石窩新村對開清水灣道一個巴士站。

二時十五分，鄭興旺由西貢再次押返牛池灣附近，到達坪石邨巴士總站，下車逗留約十五分鐘後，返回黃大仙警署。

晚上，鄭興旺暫控以一項串謀意圖販賣而將人強行帶走或禁錮罪名，明日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。

5月6日，鄭興旺在觀塘裁判法院提訊。
控罪指鄭興旺於4月25日至4月28日期間，在香港串謀五名不知名男子，以武力方式將女事主X，在違反其意願下帶走，意圖取得交換X釋放的贖金。

鄭興旺應訊期間一直表現平靜，法庭傳譯主任向他宣讀控罪後，問他是否明白，他一直發呆。
傳譯主任再三詢問後，他才淡淡然以普通話表示：「明白。」

控方申請將案押後，以待進行認人手續和繼續調查，鄭興旺期間繼續由警方收押看管。
辯方表示沒有保釋申請，鄭興旺已被扣押多天，希望可獲安排梳洗，控方表示沒有問題。

這宗綁架案受到香港與內地高度關注，猶敦魁原本約好的偷渡艇家蔣正華已被捕，沒有出現。
猶敦魁與王譽錕滯留香港，最終以十萬元代價，由水路偷渡回深圳，經陸路回到惠州。

5月9日上午九時二十五分，專案組七名刑偵人員，身穿避彈衣、手持盾牌、持手槍，攻入惠州市惠東縣大嶺鎮一路南一巷2號3樓一間出租屋。
猶敦魁背向房門，躺臥牀上睡覺，王譽錕赤膊站在牀旁。

一名公安槍指王譽錕背部，將他推到猶敦魁牀前，另一名擎槍公安跳上牀按住猶敦魁，鎖上手銬及大喝：「起來！」

猶敦魁未及反應，一臉愕然，嚇到手震面青。

公安起出一個紫色背囊，拉開拉鏈後指着裏面的物件問猶敦魁：「你說的這個港幣，是不是指這個包裏放的這個？」
猶敦魁稱：「是。」
公安再問：「這兩個包裏面大概有兩百多萬港幣？除了這兩包還有嗎？」
猶敦魁回答：「無。」

公安從背包取出鈔票，逐一拆開包裝袋點算，放在牀上展示，其中二百萬元為未開封「錢磚」，除本身裹有透明薄膜外，在外面連套兩個膠袋。
其餘五十六萬的一千元面額鈔票，以橡筋束好，用膠袋裝着，零散港幣二十九萬九千元，共計港幣二百八十五萬九千元。

公安要求猶敦魁與王譽錕指認贖款，王譽錕雙手被手銬反鎖背後，嚇到失魂，手指不斷顫抖。
猶敦魁由兩名公安押上一輛七人私家車帶走。

猶敦魁向公安供述犯案經過。（以第一身講述）

2015年3月底一天下午，我和王立波、王譽錕、毛小兵、熊登輝、張襖江共六個人，在華旺賓館旁一家飯店吃飯時，我跟大家提議說這次偷渡去香港，如果有機會就把人綁了，其他人表示同意。

第二天，我們在深圳東門買了三個背包，六個人由王立波帶路，從沙頭角偷渡到香港。我們就直接去到飛鵝山上的那個棚子，鄭興旺在等我們。
我和王譽錕、熊登輝三個人，在附近買了三部諾基亞手機和四五張電話卡。

綁架這件事，是我們七個人在香港時討論作出決定，我們七人，包括我、張盧江（張襖江）、熊登輝、王立波、阿國（王譽錕）、阿旺（鄭興旺）、毛小兵。

王立波、王譽錕、張襖江去踩點，說看到一套別墅，裏面的人應該很有錢，我跟他們又去踩了一次點。
我與王立波提出，爬房時如果有機會，就連裏面的人綁走，其他幾個人都說好。

我進入衣帽間搜索，先找到一條手鏈，藏進自己口袋，後來發現兩個保險櫃，我叫王立波帶那個女的過來打開。
我和王立波看到保險櫃內都有手錶、首飾，我從衣帽間拿了女式單肩挎包，王立波從保險櫃將手錶、首飾以及七千元人民幣和幾百元港幣取出來裝進女式包內。
過程中，王立波拿了三、四條鏈子裝進自己口袋。

我們將這個女的眼睛矇住，背到鐵絲網，我和另一個人先爬出鐵絲網，鄭興旺和另一人帶那個女的，在鐵絲網裏面，然後熊登輝爬上鐵絲網，坐在上面鐵絲圈斷開位置，由裏面的兩個人，把那女的托舉給熊登輝，再由熊登輝放下給外面人。

熊登輝、鄭興旺及另一人都爬出來，我們背着這個女的往山裏面跑，王譽錕和王立波從後追上我們，最後我們將這個女的，帶到飛鵝山一個山洞。

跟家屬通電話的事情，都是我和王譽錕做的，我的普通話不好表達能力也不強，每次打電話給家屬都是王譽錕去談。
第一個給她父親打電話，告訴他，人在我們手上，王譽錕開口要五千八百萬贖金，最後談好二千八百萬元。

我們打過四五次電話給她父親，他每次都要求和女兒通電話，我用另外一部手機打電話給王立波，讓他給那個女的說話，然後兩部手機都打開免提，湊在一起讓他和他女兒說話。

那個女的住在山洞，王立波與熊登輝負責看守，毛小兵與張襖江也輪流看守，鄭興旺負責下山買東西，有時也看守。

中間幾次都是打電話問她父親，錢準備好沒有，最後一次是放贖金地點和時間。

取贖金那天，我和王譽錕兩個人，先到取贖的地點。
大概是晚上六時十五分，王譽錕打電話給人質的父親，要他把錢送到飛鵝山道避雨亭，旁邊的一個臨時洗手間旁邊，我和王譽錕躲在草叢觀察。

晚上六時三十分左右，我們見到一輛商務車開上來，停在避雨亭前，一個男子從車上下來，拿了一個箱子走到那個洗手間旁放下，接着走回去車上，拿另一個箱子放到洗手間旁，然後開車離開。

見那個男子離開後，我跟王譽錕再觀察一下，確定附近沒有人，立刻走到那個洗手間旁，一人提一個箱子走進草叢。

我們將箱子打開，裏面是一個個牛皮紙袋，放着一疊疊用塑料薄膜包裝好的港幣，一疊港幣應該是一百萬元，一共有二十八疊，一共二千八百萬元港幣。
我們將所有牛皮紙拆開後，就將那些錢放進了我們隨身背的包內，其中一個包放了一千八百萬元，另外一個包放了一千萬元。

錢真的很重，我和王譽錕兩個人背起來都覺得很吃力，當時有警方直升飛機在天上飛，我們擔心會被發現。
我和王譽錕決定，當時只背一千萬元港幣那袋贖金上去，另外一袋錢就放在山溝。
我和王譽錕到山頂與王立波、熊登輝、鄭興旺會合，對他們說，我只拿了一千萬元贖金，王立波當時有點不相信。

我們為躲避警察，走路到香港沙田那邊的山裏，從十一點左右，走到第二天天快亮，到了一個叫「梅子林」的地方，分了那一千萬元港幣。
王立波分二百五十萬元港幣，熊登輝與鄭興旺各分一百萬元港幣。
十五萬元港幣給毛小兵，由王立波先保管。
我打算分張襖江二、三十萬港幣，以後有機會再拿給他錢，剩下的就是我和王譽錕平分。

熊登輝的錢也由我保管，鄭興旺的錢由王立波先保管。
王立波拿了三百六十五萬（包括鄭興旺、毛小兵的錢），剩下的六百三十五萬由我和王譽錕保管。

兩、三天後，我和王譽錕、熊登輝把六百三十五萬港幣埋了起來。
當天下午，王立波、熊登輝、鄭興旺都離開了。

第二天白天八、九點，我和王譽錕走到收藏一千八百萬元港幣的地方，我和王譽錕拿了三百萬，剩下一千五百萬，我們用一個黑色塑膠袋包起來，放進膠桶，再用膠紙把膠桶密封，埋在離棚子大概一、二百米地方，用樹葉蓋起來。
這一千五百萬港幣由我和王譽錕均分，其他幾個都不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