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科學鑑證主任顏素玲（47歲，已退休），與法醫持不同意見，堅持彭楚盈在地上死去腐化，而非從牀上掉下。
(屍體若在地上腐化，死者生前除非以頭擱在垃圾桶邊，將身體較近牀邊，否則無法達至骸骨的姿勢)
（骸骨的姿勢可排除意外跌倒造成）

顏素玲指出，房內無發現血漬，伏屍附近的牆上、牀邊上的啡色斑點，是屍蟲死後遺下的蟲殼。

牀單上乾涸的液體痕跡，是因屍體腐化前貼近牀鋪，由下面沾上牀單，亦非血漬，沒證據顯示案發現場有任何劇烈打鬥痕跡。

當時於單位內檢走一系列證物化驗，包括牀頭櫃上三個空汽水罐，梳妝台上的藥丸，洗手間內的針筒及白粉等。

當時沒有檢查洗衣機內的衣物，沒檢走床鋪上的毛髮，在垃圾桶檢獲的避孕套，顏素玲認為沒有可疑，沒有進行化驗。

（毛髮、避孕套最有可能檢出基因，顏素玲沒有進行化驗，耐人尋味。)

翁靜晶質疑檢驗工作做得不夠仔細，顏素玲稱由於單位那麼大（三百零七呎），他們只會做「宏觀」檢查，「翻箱倒篋」的工作由警方完成，他們是要確保警方「拉人」後，可將疑犯與現場聯在一起。
（毛髮、避孕套最能將疑犯與現場聯在一起）

3月8日，三名西九龍衝鋒隊警員出庭作供，警長鄧偉生仔細查看警方拍攝的證物相片，稱當日親眼看到的環境並無相片中凌亂，他說：「亂了很多，很犀利！」

鄧偉生說單位中的座地風扇當日是直立，不是如相片顯示般倒地，衣櫃內的衣服亦沒擺放得如斯混亂。

證物相片顯示，同樣的垃圾筒蓋曾出現在地上，卻又出現在坐墊上，鄧偉生強調他及隊員，沒有移動過任何物件及骸骨。
（從照片「證據」，顯示有人蓄意破壞現場)

3月13日，政府化驗所高級化驗師李秋榮出庭作供時說，1999年10月11日，警方將案發單位檢獲的大批抗生素，維他命丸、咳水等藥物，連同針筒送到政府化驗所作毒理化驗。
警方將彭楚盈的頭髮送來檢驗，查究是否有毒癮。
（由此可見，毛髮是重要證據）

檢驗頭髮樣本後，發現彭楚盈在死前五日至兩年內，曾吸食海洛英類毒品，有關毒品隨細胞生長而出現在頭髮中。

在垃圾桶內發現一個用過避孕套，一些紙張及垃圾。
李秋榮將避孕套放入膠袋內，連同其他垃圾，交給生物化學組高級化驗師羅敏儀，進行基因測試。

2004年退休的羅敏儀作供時說，收到由李秋榮送來的垃圾桶證物，當時認為毋須化驗垃圾桶內的垃圾。

無記錄顯示有人要求檢驗垃圾桶內的避孕套，她忘記沒有進行測試的原因。
一般而言，當她認為測試對案件無幫助，或者樣本內可供化驗的物質已用完，就會放棄測試。

（羅敏儀的決定與顏素玲大同小異，認為檢驗避孕套對案件無幫助）

案發現場檢獲的頭髮、汽水罐、牙刷，衣物及被舖等，經過當年最先進測試，均未發現任何基因樣本可供證實死者身份。

羅敏儀接受翁靜晶盤問時表示，案中牙刷若很少使用或每次用後均清洗，很難找到口水作基因測試。

政府化驗所高級化驗師徐彪稱，2005年應警方要求調查該個避孕套去向，翻查化驗所記錄，該個避孕套雖有送檢但並無進行測試。

徐彪指出，不明白沒有進行基因測試原因，若在避孕套中找到基因樣本，或會知道曾在單位出現男子的身份。
（徐彪的說法，是避孕套應做基因測試。）

法庭傳召威爾斯親王醫院醫生李玉棠作供，1994年10月25日，彭楚盈出現抽筋跡象，在自稱是她丈夫的男子（賈江田）陪同到醫院。

彭楚盈自十九歲起患上羊癇症，送進醫院前半年拒絕服藥，致令不時復發抽筋，李玉棠指出，發病時嚴重者可導致腦部缺氧，腦功能損傷，甚至死亡。

服用藍精靈可抑制抽筋症狀，但不是有效抑制症狀首選藥物，正常人一次過服用四十至五十粒藍精靈藥丸，可導致死亡。

彭楚盈當時情況需要定時服藥，否則病發機會非常高，嚴重癲癇病發會令腦部缺氧受損甚至致命。
彭楚盈半年內第二次復發，院方不准她出院，彭楚盈拒絕服務及治療，自行出院。

梁家駒出庭作供時說，彭楚盈案的骸骨身份確認方法與一般案件無異，主要將頭骨幻燈片與死者生前照片比較。

小組首先將頭骨位置，調整至與彭楚盈生前照片類似角度，將頭骨幻燈片以一比一大小重疊在生前照片上，發現兩個影象的眼睛、鼻、牙齒位置符合，面形相同，補牙、牙套、牙橋位置同樣符合，證實骸骨屬於彭楚盈。

一個人要與彭楚盈有相同牙齒情況，機會率為一萬億份之一，若資料齊全只需一小時可確定死者身份。

3月14日，癮君子霍天光出庭作供，透過一同賣「四仔」的賈江田認識彭楚盈，聲稱三度到彭楚盈寓所內吸毒，每次吸毒只會逗留約半小時，完事後即離開，不知同行的賈江田與周偉忠有否留下。

這種上門關係在他認識彭楚盈兩個月後告終，霍天光憶述每次上門都不見其他男子在場。

壹傳媒集團旗下的《壹本便利》雜誌，在彭楚盈死因聆訊期間，刊登案中證人方曼生的訪問。

麥健濤於退庭前，特別叮囑陪審團，不要理會坊間報道，只須根據庭上聽到證供作出裁決，提議律政司研究稍後是否需要作出調查。

3月15日，負責證物的警員陳作慶作供稱，他在1999年調往西九龍總區重案組。
10月7日晚上八時半到達案發現場，單位無電太黑，警方封鎖現場至翌日繼續調查。

1999年10月8日，在案發現場沒有打開洗衣機，發現雪櫃有很多已經腐爛發臭肉類。

在單位檢走一個Bally名牌手袋，一些告票、相片，大部分底片為小狗照片、數張彭楚盈獨照，在書架檢走一些被書本壓着的毒品，三本藍色和一本黑色記事簿，沒有檢走任何錄音帶或錄影帶。

現場未見過彭楚盈的日記簿，無發現刻有方曼生名字的手錶，除一些寵物照及彭楚盈個人照外，無見過有其他男人和彭楚盈合照。

在睡房檢獲七個避孕套，載有頭骨及避孕套的垃圾桶，先將垃圾桶交往公眾殮房化驗。
在法醫侯港龍指示下，將垃圾桶送往毒理組化驗，從膠袋外可看到內裏藏有頭髮、果核等垃圾，所有證物放進證物室後，再沒取出作調查用途。

（垃圾桶內的物件都是重要證物，警方都沒有檢查。）

2001年4月10日，陳作慶安排彭楚盈胞姊到警局簽收取回證物，堅稱從無在其他人要求下，毀壞任何照片，沒有撕掉日記簿內頁，沒有勸彭楚盈家人不要追究事件。

否認檢獲彭楚盈與其他男子合照，沒有聽聞彭楚盈家人曾就證物提出投訴，根據證物表顯示，沒有證物交還方曼生。

政府律師將彭楚盈日記簿交給陳作慶，陳作慶即時用鼻去嗅，其後說現場檢走的記事簿均有難聞氣味，日記簿沒有該種氣味，在案發現場沒有檢走呈堂的日記簿。

陳作慶接受翁靜晶盤問，翻看現場拍攝的照片後，確認日記簿放在彭楚盈擺放證件的櫃內，解釋未有檢取作證物可能是「執漏嘢」，否認是檢走後故意不作記錄。

（日記簿在案發現場，味道應與記事簿一樣，日記簿其後由誰人檢走，其後如何再出現？少了的頁數是誰人撕去，警方沒有深究。）

翁靜晶問及案件開始時，是否以「懷疑謀殺案」處理？
陳作慶表示，沒有聽過有關講法，他到場時是以「骸骨發現案」處理。

現場蒐證完畢後一星期，單位要交還方曼生，陳作慶得到案件主管郭慶祥高級督察同意，載彭楚盈家屬返回現場，取回彭楚盈衣服作宗教儀式拜祭。

彭楚盈胞姐對陳作慶說，彭楚盈有個夾萬，陳作慶並無發現，叫彭楚盈胞姐入內查看，讓她取走一些物品作為留念。

3月16日，楊桂財在律師洪宏道代表下作供。
死因裁判官特別提醒，如被問到涉及刑責問題，可選擇不作答。

翁靜晶問楊桂財，彭楚盈當日在他面前赤裸上身自殺時，他曾否用衣物遮掩對方身體，期間是否一直盯着對方身體。

楊桂財表示「不記得」，律師洪宏道向裁判官申請，停止翁靜晶詢問有關問題，遭到拒絕。

翁靜晶繼續盤問，楊桂財曾否因看見彭楚盈赤裸游泳及曬太陽，因而被吸引，甚至愛上對方發生性關係。
楊桂財說「絕對沒有」，否認曾與彭楚盈發生性關係。

翁靜晶追問，彭楚盈有否投訴被他強姦，楊桂財直指問題「荒謬」。

翁靜晶隨即問及呈堂相片中拍到避孕套的牌子，是否楊桂財一向所用的牌子，楊桂財回應「黐線，我用乜嘢牌子關你乜事」。

在裁判官叮囑下，楊桂財回答「肯定唔係」，否認曾觸摸過彭楚盈。

被問及是否獲方曼生告知，方曼生妻子已知道方曼生與彭楚盈的關係，方曼生對此表示憂慮時，楊桂財一概表示「不知道」。

楊桂財否認曾獲方曼生轉讓物業，說：「我咁多（樓），我轉給他（方）就差不多。」

楊桂財承認拖欠方曼生二百五十萬元，最後只還了數千元，否認該筆錢跟彭楚盈的死有關。

楊桂財解釋，銀行不會為丁屋提供按揭，1999年透過法庭命令，使方曼生成為第一債權人，這是他欠下方曼生二百五十萬元的背景。

翁靜晶問楊桂財是否收取方曼生九十萬元，作為處置骸骨報酬，安排癮君子作假口供，或找人為彭楚盈注射白粉針，楊桂財表示「絕對無」。

翁靜晶質疑楊桂財於1999年及2005年，向警方錄取的口供與庭上作供不同，楊桂財解釋：「我只希望留番些尊嚴給死者，所以首份供詞中沒提及彭楚盈有裸泳習慣。」

西九龍重案組案件主管郭慶祥，1999年調往西九龍接手調查彭楚盈命案，出庭作供時說，此案被列作骸骨發現案處理。

紀麗平質問郭慶祥，當年曾否接到警隊高層命令，要求破壞及銷毀彭楚盈部份相片，有否受高層壓力而轉變調查方向。

郭慶祥對此均否認，稱一般死因不明案件，警方都會以謀殺案角度調查。
（以謀殺案角度調查與列作謀殺案有很大別）

方曼生作供時強調他進入睡房關上兩扇窗，發現骸骨當晚，睡房內的窗戶被人打開，郭慶祥查問警員有沒有人打開窗戶，沒人回應。

郭慶祥將單位封鎖，翌日檢走屋內有調查價值證物，在科學鑑證專家顏素玲指示下，取走部份證物化驗，當中包括在垃圾桶內檢獲的避孕套。

兩星期後，警方將單位交還給方曼生。
事發後三個月，專家通知涉案避孕套已送去化驗基因，郭慶祥一直沒有收到有關報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