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步高案 讓證據說話(九)

擔任政府化驗師逾十年的資深化驗師張錦賢博士出庭,他現已退休,除負責DNA分析,亦為現場做血濺分析,當日他見左邊防煙門有多處血跡,右門及防煙門後的地面卻滴血不沾。
張錦賢說:「(我)望極都無血,趴底搵都無,覺得點解咁奇怪?」
他推斷死者在兇手前面,兇手『得』住個門或者坐低開槍,兇徒的身體將血濺擋住。

現場染血的左邊防煙門,兇案後被拆走化驗,張錦賢在該扇門上找到兩個血濺點,計算出梁成恩中槍部位。

他解釋,防煙門只得一扇門有血跡,推斷案發時左防煙門關閉,右防煙門打開,兇徒可能倚着右門開槍,阻擋血跡濺到右門上。

他不排除梁成恩當時遭人拉低後再被槍擊,他又說,案發現場環境複雜,最後要將整扇防煙門拆除帶返化驗。

張錦賢化驗左邊防煙門上多堆微細血點,總結案發現場調查結果,進行血濺分析,認為梁成恩在防煙門一公尺內距離曾被兩度槍擊。
兩槍距離分別為離地45及21公分,其後,兇徒移前對着已躺在地上的梁成恩再補一槍,打中頭部,離地近至約20公分。

張錦賢根據血濺形態估計槍擊高度,相信兇徒坐在或蹲在地上,以低角度開槍,梁成恩頭部被擊中一槍,開槍時槍支離地約為20公分。

其中一槍離地45公分,距離防煙門40公分,另一槍離地21公分,距離防煙門53公分,他認為梁成恩中槍時有可能正跪或蹲,甚至遭人拉或按在地上。

梁成恩頭部附近的地上血泊,張錦賢找到第三個撞擊點,相信離地少於20公分,距防煙門90公分,由於血漬滲有腦漿,顯示他當時已經倒臥在地上,頭部再遭人射擊。

張錦賢特別提出,如果當時梁成恩頭部已有另一傷口,子彈進入頭顱時造成的壓力,會令到原來傷口噴血。

雖然張錦賢不能夠憑血濺形態,推斷梁成恩上述三個中槍位置的先後次序,但相信被兇手槍擊頭頂的一槍,必定是頭部所中三槍中的最後一槍,與法醫藍偉文的推測相反,藍偉文認為頭頂是第一槍。

「做咁耐呢份工,呢個現場係最複雜。」張錦賢講解血濺形態分析工作時,突然有感而發道出個人感受。

他形容梁成恩頭部中槍後,血液夾雜腦漿從彈孔噴出,於地上呈現扇形血濺形態。

張錦賢解釋,當有人遇襲流血,兇徒若再施襲打中傷者身上的血,血液會如波子般向外四散,襲擊力度愈大,血珠會變得愈細。

類似梁成恩的中槍情況,血珠只有針頭般大小,更加難以量度。
若兇徒從中平位置施襲,血點會呈圓形,若呈拉長狀,顯示襲擊有入射角度。

梁成恩遇襲當日,張錦賢帶同尺子等工具到案發現場,量度血點長度及闊度,得知入射角以計算槍擊點。

張錦賢檢驗過梁成恩身上衣服的血跡,發現只有梁成恩本人的DNA,梁成恩的指甲中,未能找到疑兇留下的DNA。

梁成恩伏屍現場,遺下一個相信是兇徒曾使用的白色紗布口罩。
鑑證專家發現口罩一面未受污染,上面除找到梁成恩血漬外,尚有另一名男子的DNA。
惟當時掌握的資料未能確認該人身份,只用「U8」代號稱呼。

張錦賢解釋,一個良好的樣本通常可以找到九個基因特徵。
他在口罩正面近底部找到DNA樣本,只能驗出兩個基因特徵,相信是因為該部分受污染所致。
至於符合該兩個特徵的,每四十四個香港華人就有一個。

口罩背面近中間位置發現到的樣本較為齊全,估計遺留該部分的是口水或皮膚組織。
張錦賢從中驗出八個特徵的DNA,雖然樣本中同時發現相信屬於梁成恩的DNA,但明顯有另一男子的DNA存在,並且與正面的樣本符合。
不過當時對於該男子的身份不詳,化驗所給予該男子代號「U8」。

由於該樣本混合了梁成恩的基因,化驗所當時未有計算隨機符合此八個特徵的機率。
張錦賢認為只要拘捕到疑犯,抽取其DNA後與「U8」的圖譜對比,倘若結果符合,被捕人士便很有可能是「U8」。

張錦賢說,當時他雖然未有為「U8」的DAN樣本,計算隨機吻合機率(RMP),但粗略估計,香港華人中,有人要與「U8」同時擁有相同的八個基因特徵,機會率超過一百億分之一。

張錦賢不斷提醒自己不要誤墮所謂「檢控官謬論」,即使機率結果為千億分之一,也不能就此百分百肯定樣本就是某人的DNA。
他提醒死因研訊主任陸貽信:「你只可以話係好大可能係某人DNA!」

警方在案發後不久,曾拘捕六名人士,他們都自願交出DNA以供核對,經化驗後,比對結果都不吻合「U8」,證明他們與案無關,最終獲釋。

於現場一帶檢取的其餘證物中,例如在石桃樓電梯內找到的染血紙巾,曾檢驗出另一名男子的DNA,但相信與案無關。

張錦賢博士由1994年開始在政府化驗所工作,十年間曾處理逾2000宗DNA化驗工作,四十幾宗血濺形態分析個案,為超過三十個聆訊擔當專家證人。

2001年,他接到鑑證生涯中最複雜的案件,為與梁成恩案相關的逾千項證物化驗。
張錦賢憶述:「太辛苦,證物太多,復活節假都要返去做。身體慢慢轉差,好想放一個假。」
因為健康問題,加上已在化驗所工作十年,在2004年退休。

張博士向陪審團詳細解釋他的工作,血濺專家會帶備相機及尺到現場蒐證,首先視察環境,再就血跡作計算分析,透過血跡位置及形態,計算出血案的傷口被扑打或槍傷的「撞擊點」。

例如牆上有圓形血點,代表血液從撞擊位置以90度水平射向牆身,若血點為橢圓形,傷口撞擊點入射角可能為75度、45度不等,血點愈長,入射角愈細。

張博士說,可按血點形狀及入射角,計算出傷口被撞擊空間的立體位置。

血點形態會告訴專家有關襲擊的特色,張博士指出,血跡有方向性,「尖頭」是指向襲擊,屬「定向血漬」,打擊力度愈大,傷口受壓而濺出並打落牆身的血珠愈小。

張錦賢稱,化驗這宗案的重要證物時要精心計劃,一不小心,便可能喪失證物上的DNA樣本,他花了很多心血及用了多種方法增加成功機會。

張錦賢坦言對於這次化驗結果感到最自豪,他說:「證物好多,好複雜,我能夠得到滿意的DNA結果,所以好滿足。」

張錦賢在梁成恩伏擊現場檢獲的口罩中,發現梁成恩及一名神秘男子的DNA。
政府化驗所其後在2006年證實徐步高的DNA,發現與當年口罩上神秘男子的DNA符合,成為案中關鍵證據。

除DNA化驗,張錦賢為梁成恩兇案現場,進行血濺形態分析,重塑案發經過。
他稱槍擊造成的血濺像針一樣細點,三呎之內便會跌落,又容易被風乾,較難分析。
他其後把現場的防煙門拆下仔細研究,推論梁成恩在低處中槍,當時可能跪地或被按在地上。

張錦賢現時在香港大學、中文大學、理工大學,兼職教授法證DNA分析及現場勘查,張錦賢稱這宗案件具學術價值,會把所應用的技術納入教材,張錦賢稱,今次研訊為他在化驗所工作劃上完美句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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