擔任政府化驗師逾十年的資深化驗師張錦賢博士出庭，他現已退休，除負責DNA分析，亦為現場做血濺分析，當日他見左邊防煙門有多處血跡，右門及防煙門後的地面卻滴血不沾。
張錦賢說：「（我）望極都無血，趴底搵都無，覺得點解咁奇怪？」
他推斷死者在兇手前面，兇手『得』住個門或者坐低開槍，兇徒的身體將血濺擋住。

現場染血的左邊防煙門，兇案後被拆走化驗，張錦賢在該扇門上找到兩個血濺點，計算出梁成恩中槍部位。

他解釋，防煙門只得一扇門有血跡，推斷案發時左防煙門關閉，右防煙門打開，兇徒可能倚着右門開槍，阻擋血跡濺到右門上。

他不排除梁成恩當時遭人拉低後再被槍擊，他又說，案發現場環境複雜，最後要將整扇防煙門拆除帶返化驗。

張錦賢化驗左邊防煙門上多堆微細血點，總結案發現場調查結果，進行血濺分析，認為梁成恩在防煙門一公尺內距離曾被兩度槍擊。
兩槍距離分別為離地45及21公分，其後，兇徒移前對着已躺在地上的梁成恩再補一槍，打中頭部，離地近至約20公分。

張錦賢根據血濺形態估計槍擊高度，相信兇徒坐在或蹲在地上，以低角度開槍，梁成恩頭部被擊中一槍，開槍時槍支離地約為20公分。

其中一槍離地45公分，距離防煙門40公分，另一槍離地21公分，距離防煙門53公分，他認為梁成恩中槍時有可能正跪或蹲，甚至遭人拉或按在地上。

梁成恩頭部附近的地上血泊，張錦賢找到第三個撞擊點，相信離地少於20公分，距防煙門90公分，由於血漬滲有腦漿，顯示他當時已經倒臥在地上，頭部再遭人射擊。

張錦賢特別提出，如果當時梁成恩頭部已有另一傷口，子彈進入頭顱時造成的壓力，會令到原來傷口噴血。

雖然張錦賢不能夠憑血濺形態，推斷梁成恩上述三個中槍位置的先後次序，但相信被兇手槍擊頭頂的一槍，必定是頭部所中三槍中的最後一槍，與法醫藍偉文的推測相反，藍偉文認為頭頂是第一槍。

「做咁耐呢份工，呢個現場係最複雜。」張錦賢講解血濺形態分析工作時，突然有感而發道出個人感受。

他形容梁成恩頭部中槍後，血液夾雜腦漿從彈孔噴出，於地上呈現扇形血濺形態。

張錦賢解釋，當有人遇襲流血，兇徒若再施襲打中傷者身上的血，血液會如波子般向外四散，襲擊力度愈大，血珠會變得愈細。

類似梁成恩的中槍情況，血珠只有針頭般大小，更加難以量度。
若兇徒從中平位置施襲，血點會呈圓形，若呈拉長狀，顯示襲擊有入射角度。

梁成恩遇襲當日，張錦賢帶同尺子等工具到案發現場，量度血點長度及闊度，得知入射角以計算槍擊點。

張錦賢檢驗過梁成恩身上衣服的血跡，發現只有梁成恩本人的DNA，梁成恩的指甲中，未能找到疑兇留下的DNA。

梁成恩伏屍現場，遺下一個相信是兇徒曾使用的白色紗布口罩。
鑑證專家發現口罩一面未受污染，上面除找到梁成恩血漬外，尚有另一名男子的DNA。
惟當時掌握的資料未能確認該人身份，只用「U8」代號稱呼。

張錦賢解釋，一個良好的樣本通常可以找到九個基因特徵。
他在口罩正面近底部找到DNA樣本，只能驗出兩個基因特徵，相信是因為該部分受污染所致。
至於符合該兩個特徵的，每四十四個香港華人就有一個。

口罩背面近中間位置發現到的樣本較為齊全，估計遺留該部分的是口水或皮膚組織。
張錦賢從中驗出八個特徵的DNA，雖然樣本中同時發現相信屬於梁成恩的DNA，但明顯有另一男子的DNA存在，並且與正面的樣本符合。
不過當時對於該男子的身份不詳，化驗所給予該男子代號「U8」。

由於該樣本混合了梁成恩的基因，化驗所當時未有計算隨機符合此八個特徵的機率。
張錦賢認為只要拘捕到疑犯，抽取其DNA後與「U8」的圖譜對比，倘若結果符合，被捕人士便很有可能是「U8」。

張錦賢說，當時他雖然未有為「U8」的DAN樣本，計算隨機吻合機率（RMP），但粗略估計，香港華人中，有人要與「U8」同時擁有相同的八個基因特徵，機會率超過一百億分之一。

張錦賢不斷提醒自己不要誤墮所謂「檢控官謬論」，即使機率結果為千億分之一，也不能就此百分百肯定樣本就是某人的DNA。
他提醒死因研訊主任陸貽信：「你只可以話係好大可能係某人DNA！」

警方在案發後不久，曾拘捕六名人士，他們都自願交出DNA以供核對，經化驗後，比對結果都不吻合「U8」，證明他們與案無關，最終獲釋。

於現場一帶檢取的其餘證物中，例如在石桃樓電梯內找到的染血紙巾，曾檢驗出另一名男子的DNA，但相信與案無關。

張錦賢博士由1994年開始在政府化驗所工作，十年間曾處理逾2000宗DNA化驗工作，四十幾宗血濺形態分析個案，為超過三十個聆訊擔當專家證人。

2001年，他接到鑑證生涯中最複雜的案件，為與梁成恩案相關的逾千項證物化驗。
張錦賢憶述：「太辛苦，證物太多，復活節假都要返去做。身體慢慢轉差，好想放一個假。」
因為健康問題，加上已在化驗所工作十年，在2004年退休。

張博士向陪審團詳細解釋他的工作，血濺專家會帶備相機及尺到現場蒐證，首先視察環境，再就血跡作計算分析，透過血跡位置及形態，計算出血案的傷口被扑打或槍傷的「撞擊點」。

例如牆上有圓形血點，代表血液從撞擊位置以90度水平射向牆身，若血點為橢圓形，傷口撞擊點入射角可能為75度、45度不等，血點愈長，入射角愈細。

張博士說，可按血點形狀及入射角，計算出傷口被撞擊空間的立體位置。

血點形態會告訴專家有關襲擊的特色，張博士指出，血跡有方向性，「尖頭」是指向襲擊，屬「定向血漬」，打擊力度愈大，傷口受壓而濺出並打落牆身的血珠愈小。

張錦賢稱，化驗這宗案的重要證物時要精心計劃，一不小心，便可能喪失證物上的DNA樣本，他花了很多心血及用了多種方法增加成功機會。

張錦賢坦言對於這次化驗結果感到最自豪，他說：「證物好多，好複雜，我能夠得到滿意的DNA結果，所以好滿足。」

張錦賢在梁成恩伏擊現場檢獲的口罩中，發現梁成恩及一名神秘男子的DNA。
政府化驗所其後在2006年證實徐步高的DNA，發現與當年口罩上神秘男子的DNA符合，成為案中關鍵證據。

除DNA化驗，張錦賢為梁成恩兇案現場，進行血濺形態分析，重塑案發經過。
他稱槍擊造成的血濺像針一樣細點，三呎之內便會跌落，又容易被風乾，較難分析。
他其後把現場的防煙門拆下仔細研究，推論梁成恩在低處中槍，當時可能跪地或被按在地上。

張錦賢現時在香港大學、中文大學、理工大學，兼職教授法證DNA分析及現場勘查，張錦賢稱這宗案件具學術價值，會把所應用的技術納入教材，張錦賢稱，今次研訊為他在化驗所工作劃上完美句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