學生自殺 失戀與書包
（原載重案組黃sir系列《少年重案》）

標題：學生自殺 失戀與書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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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：1992年2月27日
人物：麥慧琳

日期：1992年3月16日
人物：庾寶珊
1992年2月14日，十四歲女學生吳明慧在寓所自縊身亡。不足兩個星期後，十三歲女童麥慧琳，在兆康苑兆恒閣由高處墮下死亡。
麥慧琳留下十一封遺書，分別給祖母、父母、警方及朋友，遺書署名是「一個犯了嚴重錯誤的人」。

麥慧琳是屯門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二年級學生，在給父親的遺書中，她說對不起父親，浪費了他十多年的供書教學。
她說，「如此做」（自殺）部份是學校問題，但大部份發生在家中，希望父親（麥父已離婚）找個伴侶生個兒子，要保重身體。
她又希望祖母保重，不要難過。

給同學的遺書中，說她要離開這個世界，叫各人原諒她，不要難過，不要怪她。
留給「契兄弟」的信中，說對不起他們，說她不是去外國讀書，而是要離開這個世界，她不再哭，不再哭了。

與麥慧琳在中學一年級認識的女同學說，死者性情固執，可能與父母早已離婚，由祖父母養大有關。
她說，死者有「小姐」脾氣，為人開朗，學業成績中上，平日表現很活躍，時常參加課外活動，有很多「契兄弟姐妹」，但與同學相處並不融洽。

「慧琳（死者）在1991年9月升上中二後，認識同班一名男同學
最初我們還一齊聚會玩樂，後來她們兩人開始疏遠我們。」
「慧琳對我說，與那名男同學一起時很開心，他們經常一齊打保齡球、看電影，兩人經常手拖手，十分親密。」

「今年農曆年過後，慧琳告訴我，她的男友另結新歡，兩人已分手。」
「慧琳與同班同學相處不融洽，遭她們群起杯葛，她的祖母又因她經常講電話及拍拖而責罵她，令到她的情緒十分低落。」

「今年二月初，慧琳曾對我說想跳樓自殺，我聽了後，勸她不要做儍事。」
麥慧琳自殺的關鍵人物，她的十四歲小男友說，他與死者分手，原意是想專心讀書，豈料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後果。
「我與慧琳在中二時是同班同學，她活潑開朗，在校內成績很好，而且經常參加課外活動。」

「我與慧琳拍拖四個月，我把她視為親密女友。我們單獨約會了十多次，其中三次是看電影，多數時候是一起行街。」
「我們多數在假期及周末約會，見面時，我們屬『手拖手無嘢講嗰隻』，互相之間沒有作出任何感情上的表示。慧琳沒有與我講她的感受，我不知道她與我拍拖四個月有甚麼感覺。今年一月，我因為要專心讀書，透過另一名女同學向慧琳說分手，原因是我已另結新歡。」

「我與慧琳並沒有吵架，我們之間的感情也沒有問題，我相信，我提出分手令她不開心。有關感情的事，我相信可以自己解決，不用向父母、老師或社工求助。」
「我料不到，慧琳以為我有新歡而撇（拋棄）她，亦想不到會傷害她的自尊心及令她難受。」

麥慧琳的班主任指出，死者具雙重性格，她在教師面前表現活潑開朗，勤力讀書，但內心有千千個結，遇到不能解決的問題，不向人求助，以致坐困愁城。
「去年十一月左右，我知道慧琳與人拍拖，由於兩人的學業成績及行為都沒有差誤，沒有與他們單獨約談，亦沒有約見他們的父母，只是間中與慧琳說幾句。」
「我一直認為，學生拍拖，只是一對男女比較投契而已，在我班中三十九名學生中，只有兩人拍拖。」

對於班主任的觀點，總社會工作主任莫虹英表示認同，她說，所謂拍拖問題，只是十多歲青少年結交異性，參加派對，是社交生活方式之一，如果不妨礙學業，父母不需要制止。
她補充說，父母如發現十六歲以下子女談戀愛，若不懂得如何處理時，應向社工求助。
學童自殺問題，在1992年「庾寶珊事件」發生後，進入一個微妙階段，校方再度成為被指摘對象，令香港的學校負責人聞學童自殺而心驚。

案中死者庾寶珊，十五歲，在慈雲山協和中學讀中二。
事發前，庾寶珊被指盜竊同學的書包，接受校方調查期間，於1992年3月16日放學回家後，服山埃自殺身亡。
庾寶珊選擇服山埃自殺，顯示有必死決心，死者的遺書，直指今次尋死，是校方一手造成，遺書原文如下：
「屋企人：
我覺得這件事學校根本有心『屈』我，而且我唔想連累家人，（因為我有十一個證人佢哋都唔信我，我亦無得講），不過，我臨死前有一個要求，就是要我的書包同我陪葬。」

「學校：你哋『屈』我，我無嘢好講，唯有一死，但係我強調，我並非逃避責任，因而自殺，不過你哋實在太過份！其實我唔知道咁做係唔係錯，但係我真係無講大話，所以我覺得在這個世上，再沒有意義。」
「死咗之後，我要土葬，因為可以保持肉體，但係如果有可能的話，我一定會報夢畀琦琪（庾寶珊的同學），到時，佢自然會話畀你哋聽，我只係想死咗後嗲哋唔好將呢件事搞大佢，同埋，你哋唔好傷心，我會無事嘅！」

「至於家敏、寶華，二家姊死都唔想你哋衰，只係想你哋乖啲聽嗲哋媽咪話，我銀行仲有三百幾元，你哋用啦。大家姊得閒同佢哋溫吓啲書，唔好畀佢哋『留班』。」
「同學：我知道你哋都好關心我，但係我再沒有辦法說服學校，相信我，實在令你哋失望嘞！SORRY！」
「除咗屋企、學校,我都無嘢想講，只有一句:『我冤枉!』GOOD-BYE！庾寶珊」

對於庾寶珊被指偷書包一事，她的母親表示不能相信。
「寶珊已擁有十四個不同的書包，其中幾個是她姊姊畢業後留給她用的。」
「寶珊雖然喜歡買書包，但絕不會做出違法行為。」
「她每次買書包，都會問我們取錢，我們都會給她，所以相信寶珊是冤枉的。」
庾寶珊母親希望校方能寫一封「清白書」，給女兒作陪葬物。

1992年3月17日，庾寶珊就讀的中學就事件發出聲明，強調校方依足程序處理事件，並無犯錯。聲明指出，報失的書包與庾寶珊擁有的相似，書包上的「窩釘」，與失主父親親手用白鋼做的一樣。
庾寶珊自稱該個書包在旺角通菜街購得，老師與她曾兩度到上址找尋，但未發現有該款書包出售。

3月15日，學校考試第一天，考試前，校方約見失主，失主交來由其父親手造的兩枚窩釘樣本。
考試後，校方約見庾寶珊，向她出示兩枚窩釘，她說其父會在下午到學校見訓導主任。
當日中午十二時，校方致電黃大仙警民關係組葉警長，打算報告情況要求協助，葉警長剛巧外出，未能聯絡。
聲明指出，自從失主報失書包後，校方曾先後約見雙方家長。

1992年8月24日，死因庭研訊庾寶珊死因，這宗命案由李宗鍔法官主審。
案中指庾寶珊盜取書包的女學生表示，她不明白庾寶珊為何自尋短見，推想可能是因為不想面對現實。
「去年9月，我在淘大商場，用百多元買了一個啡色書包使用。今年3月4日，我將書包放在學校更衣室的儲物架，之後不見了，我在翌日向訓導主任報失。」
「3月9日，我在校內的石櫈上發現我的書包，書包上有我爸爸親手造的窩釘，我相信書包是我的，於是向老師報告。」

協和校長郭梁坤作供時表示，校方接到報告後展開調查，書包暫由校方保管，從表面證據顯示，書包主人並非庾寶珊。
郭梁坤說，對學生自殺一事感意外及遺憾，相信庾寶珊一時「不識諗」而出此下策。
庾寶珊父親在庭上作供時說，他每月給女兒數百元購買必需品，不相信女兒會偷書包。
他說，在二月間已看見女兒使用那個書包，失竊事件於三月初發生，顯見女兒是冤枉的。

庾寶珊的母親不滿意校方的處理方式，原因是校方不肯報警。
她說，曾向校方教師指出，女兒不是貪心的人，自尊心重，性格倔強，恐怕女兒受不了壓力，承擔不起「睇唔開」，要求老師小心處理，但校方只叫她放心。

對於校方處理此事的手法，庾寶珊的母親提出五點指控，包括：
（一）校方偏袒另一高材生（即失主）。
（二）學校不將此事交由警方處理，對女兒不公平。
（三）校方未安排社工輔導女兒，釀成悲劇。
（四）校方在廣播中公開女兒姓名，令女兒精神受到重大壓力。
（五）書包失竊事件發生後，曾在女兒書包內發現中文作文題目：「如果有一個同班同學偷錢，試寫出你的處理方法。」

庾寶珊的母親認為，作文題目令女兒自尊心嚴重受到傷害。
校方說，作文題目早在書包失竊發生前已定下。
庾寶珊一名同學作證時說，在「書包事件」發生前，已見過死者用那個書包。
3月12日曾與十名同學向訓導主任證明，死者沒有偷書包。（死者遺書中所說的十一名證人）
當日她由訓導室出來，聽到有同學叫死者自己「執生」。
她解釋，「執生」二字相信是指「醒目啲」，死者遺書中說是被人「屈」
「屈」字可解「冤枉」或「監硬嚟」。

教育署高級主任陳慕登作證時表示，他認為校方沒給死者下台機會，校方調查數天仍未有結果，應將失竊事件交社工處理，方為上策。
陳慕登又說，校方無整套計劃處理失竊。

「死者曾被老師召見六次之多，對死者心理影響極大。」
「接見的環境亦不理想，應該私下接見，更不應透過中央廣播系統傳召死者。」
「我認為，死者由於所受壓力太大，無法支持下，選擇自殺。」

「調查期間，我接觸校內多名教師，知道教員對死者無偏見，未聽過他們說死者壞話。」
「有人（包括死者父母），質疑為何不交警方處理，我認為在當時交警方處理，並不妥當，因為會令死者更焦慮、難忍，甚至自殺或逃避，屆時校方更難辭其咎。」

「如果由我處理，我亦不會交由警方處理，這是一宗校內盜竊，學校是教育學生的地方，最大目的是教導學生改過自新，將事件交警方處理，一旦判罪，會影響一生前途。」

死因庭其後裁定庾寶珊死於自殺。